庾信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诗人，杜甫对他十分敬佩，曾一再作诗予以赞美。

庾信一直活到了六十九岁，以四十二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供职于南朝的梁，历仕梁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先后担任过地方官员、朝官和外交使臣，职位虽然说不上怎么显赫，但一直很受重用。后期出仕北朝的西魏、北周。作为一个诗人，庾信在南朝也很有名气。他所生活的背景与屈原差不多。他就出生于楚国的故都郢(今湖北荆州),这里也是屈原的故乡，他的诞生地是继屈原之后的大辞赋家宋玉的故居，他一度还曾在此地为官，他所仕宦的梁朝，后来也迁都于此。

但时易世变，南北朝的形势已不同于战国。自东晋偏安以来，南朝历代统治者只求苟安，不仅没有了战国称霸图强的雄气，连收复故土的志气也没有了，一个个沉溺于声色犬马、醇酒妇人。风气所及，南朝的文学、文人也多缺少阳刚之气。南朝的皇帝多爱好文学，尤其是梁朝的几位帝王以及皇室成员，在文学理论上多有独到的见解，在创作上也颇有成就。

简文帝萧纲是“宫体诗”的倡导者。所谓“宫体诗”,指那种专写男女之情(包括传统的闺怨题材),以及女子的容貌、举止、情态国学人物庾信，乃至生活环境、所使器物等为显著特征的诗歌。庾信便是这个文学团体的主要成员，他与另一位成员徐陵，在当时被并称为“徐庾”,他们的诗歌被称为“徐庾体”其实也就是宫体诗。试看庾信这首题名《舞媚娘》的诗朝来户前照镜，含笑盈盈自看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只疑落花谩去，复道春风不还。少年唯有欢乐，饮酒哪得留残！顾影自怜、及时行乐、格调不高，庾信早期的作品大多此类风格。

四十二岁这一年，他受命出使西魏。就在他到达西魏都城长安不久，他自己祖国的都城江陵却被西魏攻陷，梁元帝被俘，后被人用土压死，梁朝灭亡。他和屈原一样，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巨大悲痛，但他不同于屈原。屈原正是在得知江陵陷落后，自沉汨罗的，庾信没有这样。庾信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也曾“三日哭于都亭”,但哭完了也就算了，接下来，继续在西魏做官。又过了两年，西魏被北周取代，他又在北周做官，历仕二朝五帝，度过了二十八个年头，直到隋朝建立。

这二十八年，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在文学创作上，庾信所取得的成就，都远远高于他在南朝所获得的。北朝的统治者慕南朝文化，对这位在南朝久负盛名的大诗人，自然十分器重。他先后官至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被尊为文坛宗师，受到皇帝的礼遇，与皇室成员交往十分密切。虽然如此，庾信的后半生似乎并不怎么开心，一种难以摆脱的乡关之思、羁旅之愁国学人物庾信，一种道德上的负疚、良心上的自责，一直困扰着他。而这也就成了他后期创作的主题，粗犷、苍凉的北方文风，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使他后期的创作，在风格上与前期迥异。

试看这首题名《重别周尚书》的小诗：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这类作品还有许多，而代表庾信创作最高成就的，还是他这一时期的赋作，其中《哀江南赋》最为杰出：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是赋前序中的几句，忧思深广的故国之情、开阔深厚的意境、苍茫悲凉的情调，一开始便对读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正是这种山河之变、羁旅之愁、故国之哀，才使得他“暮年诗赋动江关”,使庾信成为同时代诗人中的佼佼者，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流落异域的遭际，成就了作为诗人的他。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庾信的平生一点也不萧瑟。

这位从屈原故里走出来的诗人，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自然不可与屈原同日而语，其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屈原也大相径庭。后世以屈原为忠贞的代表，而视庾信同钱谦益、吴伟业一样，为贰臣，那意思与“叛徒”相去无几。这种认识，恐怕写书人不敢苟同。因为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投靠，不是卖国求荣地利已，也不是奴颜婢膝地媚敌，他们或迫于形势，或另有苦衷，或身不由已。

自春秋战国以后，国家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像商鞅、张仪那样与出生之邦为敌且心安理得者，在后世很少有了。乡关之念、故国之思、叶落归根、血浓于水等新的思绪，是这些出仕新朝、流落异邦的文人们精神上最大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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