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哪种重要的哲学和宗教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是我国春秋至秦、西汉初期的重要的哲学思想流派，并对中华民族在生死观上有着深远影响，虽然它们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不同，但却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
儒家的死亡观：
解读儒家的死亡观，要结合儒家思想的追求，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儒家崇尚理性主义的死亡观，《周易》之中说：乐天知命，故不忧。所谓“乐天”，就是知道宇宙自然的法则，合于规律，而“知命”就是知道生命的道理，当一个人了解了这些道理之后，自然不会再有什么烦恼了；以理性看待死亡，从而减少忧虑，在有限的生命追求道德的超越。即信奉“朝闻道，夕死可矣。”以道德价值超越死亡，认为道德价值在自身的体现高于生命的终结。宋代思想家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这也影响了宋代的信奉儒家思想的读书人，南宋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非常著名：“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包括南宋末期的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以自身道德价值的体现超越死亡，把儒家“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死亡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推向了巅峰，并影响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在面对外族侵略时，誓死抵抗，保家卫国。
我们结合孔夫子之言：“未知生，焉知死。”夫子认为，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因此，儒家的死亡观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主张以功德达到不朽，在生前以充实的生活忘却死亡；只要道义可以实现，儒家认为人应该漠视死亡；从而实现生时的功德达到不朽。即吾虽死，但我的精神“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相信在座的同学，也都看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无论是南宋陆游、文天祥，明之于谦，近代女侠秋瑾，巴乡邹容，林公觉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们，都做到了，他们也将影响着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辉璀璨的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
道家的死亡观：
道家思想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道家思想认为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人生的解脱，天道所定。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即死亡是顺应天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南怀瑾先生在解读《庄子》的时候说：“生与死，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大转折，生死齐一，齐一生死，有着看透生死的勇气，才能勘破人生之大梦。”就是一个人懂得叩问生死，才能认清生命价值；一个人能够了无生死，才会大彻大悟；一个人只有怀抱着看透生死的勇气，才能够重新审视自己，创造出超越自我的人生价值。也就是道家认为“死非亡”，只是生命一种形式的终止（死为息），从而追求“生死齐一”的化境。这个道家是中国的传统宗教道教的起源，确实也比较高深，可能需要有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才能更充分的理解。
法家死亡观：
在诸子百家的哲学中，法家与墨家有着非常有趣的相似的现象，但它们又尖锐对立，墨家源自儒家，法家源自道家。当然，法家思想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法家思想在秦国具体的操盘手李斯，都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个大师荀子的学生。荀子的人性恶的理论在法家那里成了人性自私论；荀子的“礼法兼治”的治国方略在韩非子李斯那里成了法、术势的权。墨家与法家可以说是师兄弟，他们都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墨家和法家的哲学的着眼点都是以物质利益为最大价值，但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他们的落脚点又完全相反：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生价值在于为社会谋取共同的更大的利益。而法家代表的是诸侯国君统治者的利益，他们主张用法术势等手段，利用人们的好利之心，驱使人为之服务，以谋取最大的私利。也正是这种思想，决定了法家的死亡观，法家认为“定理有存亡”，可以说法家思想非常的现实主义，讲求务实；但也认为，死亡具有本体的永恒意义，这与儒家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认知观念上，有共通之处。但法家思想的核心，是比较务实的一种思想，法家认为，遵循事物规律可以避免死亡；小心谨慎可以避免死亡：人要避死就活，还要在富贵之中保持谨慎态度，决不可身处顺境就放纵自我，无所不为，否则“福”便转换为“祸”，“生”即演化为“死”。而人只要不追求名利可以避免死亡：人们应该“无为”、“无欲”、“不思”、“不用”如何看待诸子百家的学说，收敛精神，保命全身。这个法家学派的死亡观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体现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四朝宰相冯道。
法家学派韩非子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因为女孩子成人后就要嫁人，既做不了家里的劳动力，还要赔上嫁妆，实在是亏本买卖，因此生出来就要杀掉。在韩非子看来，这就是人性，就是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在人性是自私的理论的基础上，法家秉承的是功利主义的生死观。既然人性是自私自利的，那么人最大利益就是保全自我生命，也就是说，再也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贪生是人的本性，怕死也是人的本性。所以，法家思想认为，只有君主（统治阶级）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君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可以驱使别人劳动，可以驱使别人卖命，更可以无端剥夺别人的生命（如剥夺国民的生育权）。
综上，结合中华民族的的历朝历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内法外儒；即统治阶级在国家管理上，使用法家学派的思想，在对民众的思想控制上，使用儒家学派的思想。（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只做学术的讨论。）回到正题，法家的死亡观还讲求以“赏罚明”化解人对死亡的恐惧，通过利益的驱使，比如说，一个国家统治者要统一祖国的时候，统治阶级给军队加工资，给军队人员的妻子免费医疗，父母享受医疗优惠政策的行为（我国2021年实行），这里的利益还包括身后的名利，比如说，你在一次救火行动中牺牲了，国家可以追封你一等功，或者你在统一祖国的跨海作战中，身赴国难，国家死后宣传你成为民族英雄，写在教科书里，作为榜样，在思想上驱使后来者为统治阶级所用，实现利己的途径消除“被统治阶级”死亡恐惧；（这里我们再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只是做学术的讨论，大家虽然明白了事物的本质，但是还是要有保家卫国之心，此亦吾辈道之所在，使命之所系。）
简而言之，就是法家生死观鼓吹为国赴难，为“君”（统治者）死节。
墨家死亡观：
同是功利主义，墨家与法家走出了一条完全相同的相反的人生道路，法家之所以追求私利，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私自利才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慎到认为“人莫不自为也，反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也”，人人都是自私的，要让人们的这种天性为我所用。
同样是功利主义，墨家与法家的境界有天壤之殊，墨家讲兼爱天下，以义为人类的最高价值，为了天下的大利与正义，人可以“杀己以利天下”，崇尚一种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的死亡观；墨家是一种利他不利己的理想主义，对自我要求过高，终于让墨家迅速洇灭于历史的烟尘之中。墨家思想是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时一人的观念，西汉时期就已经被中华民族所抛弃，沉淀为历史河流下泥沙的一部分，可以说墨家死亡观的思想对现代人可以说已经毫无影响。
墨家崇尚以理性代替感性的死亡观，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死亡观如何看待诸子百家的学说，墨家认为“生者见爱，死则见哀”，虽然与法家同样以功利主义看待死亡；但墨家提出了提出了生死与时空的关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更是难以被认同。
此外，墨家主张为“义”而死的行为准则，“勤生薄死，赴天下之急”，宣扬为了“义”可以勇于赴死；为了“义”能够视死如归；但墨家的“义”在现代社会完全就是一种袍哥式的江湖义气，且墨家学派在本身具有组织性，反动性质，在任何大一统王朝，都属于“黑社会”组织一样的存在，不被统治者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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